杨宽
载《古史论文选集》

　　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是新中国考古工作中丰硕成果之一。由于墓主生前担任县一级的司法职务，墓中葬入了大量抄录法律条文的竹简，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战国时代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史料，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重视。不但国内已出版有专门研究这批秦简的专著和论文集，日本也已发表有这方面的专门论著。但是，其中有些重要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有待于我们进一步作深入细致的探讨。本文只就秦律中反映的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希望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

　　秦律所反映的按户授田制度

    秦律中有《田律》，讲到了授田制度：

　　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刍自黄*[黍+魚](穌)及*[艹+曆]束以上皆受之。入刍稿，相输度，可殹(也)。

    从这条法律，可知秦的受田者按照“受田之数”不论是否已经垦种，每一百亩田，都必须缴纳饲料三石，禾秆二石。当然，还该缴纳收获的一定数量粮食，应该有另外条文规定，只是没有抄录保存下来。《仓律》有条文说：“人禾稼、刍、稿，辄为*[广+会]籍，上内史。”规定各地征收所得粮食、饲料、禾秆进入仓库，就要记入仓库的簿籍，上报到内史。这个内史就是后来汉代初年的治粟内史，上报到他那里的，就是各地征收到的作为地税的实物。

    不但秦的《田律》讲到授田制度，《魏户律》(《为吏之道》附录)也有同样的记载：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王)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假(贾)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闾)赘婿某叟之乃(曾)孙。

    “廿五年”是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年)。这是把魏安釐王给相邦的命令，用作《魏户律》的条文。从这道命令，可知战国晚期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田野的开发，原来住在都邑的庶民，有“弃邑居野”，进入孤寡之家，做人家的赘婿的。魏国为了维护“邦之故”制，规定从今以后，做买卖的“贾门”，经营“逆旅”的店主，招赘于人家的“赘婿”，招赘给有儿子的寡妇的“后父”，都作为身份低下的人，不准独立为户，不授予田地、房宅基。按此规定，不属于这类身份低下的人，便可以立户，得到受田的权利。可知当时的授田制度，是根据户籍上所立的户，按户授给田地和宅基的。根据这条命令，这类身份低下的人，要三代以后才能改变身份。而且三代以后，改变了身份，要做官的，还得在官籍上写明是：“故某闾赘婿某叟之曾孙。”

    同时，魏安釐王还有一道给将军的命令，载在《魏奔命律》(《为吏之道》附录)内，谈到了派遣这类身份低下的人从军的规定：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王)告将军：假(贾)门逆*[門+旅](旅)，赘婿后父，或*[彳+率+亍](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肴。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

    这道命令指出，所有这些身份低下的人以及“率民不作、不治室屋”的人，原来都是要杀的，因为不忍连累他们的同族兄弟没有杀，现在派遣他们从军，将军不必怜惜。在烹牛赏给士兵吃的时候，只赏给他们吃三分之一斗的饭，不要给肉吃。在攻城的时候，哪里需要就派用他们到哪里，将军可以使用他们平填沟壕。说明这类身份低下的人从军，如同罪犯一样属于惩罚性质，在军队中待遇要比一般士兵低一等，在战斗中要担任攻城等艰巨的任务，在行军或防守中要担任平填沟壕等较苦的劳役。魏王这道给将军的命令和前一道给相邦的命令，是同时发出的，都是为了维护“邦之故”制，把这类人作为身份低下的人，作出了剥夺原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并进一步加以惩罚的规定，包括不准在户籍上独立为户，不授予田宅在内。

    墓主生前担任“治狱”之类的县一级司法官吏，他之所以要把上述两条魏律附抄在《为吏之道》的文书末尾，该是因为这两条魏律的内容，基本上和秦法相同。很可能有关这方面的秦法，就是仿效魏法的。尽管抄录者因为这是魏国法律，有所避忌而去掉“魏王”的“王”字，但是他把魏王同时发布而内容相关的两道命令，分别从魏的《户律》、《奔命律》中抄录到一起，说明他十分重视这两道命令，必然有它的实用价值和意义。

    魏律把这类身份低下的人，分为“贾门逆旅”、“赘婿后父”和“率民不作，不治室屋”三类。其实，经营“逆旅”的店主，就是“贾门”的一种，“后父”也就是“赘婿”的一种。这三类人，在秦国同样是身份低下而作为贬斥惩罚的对象的。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鞅在变法令中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所谓“事末利”，就是魏律所说的“贾门”。《商君书·垦令篇》中就有不少限制商贾的规定，也还有“废逆旅”的主张，认为“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赘婿和后父，也是秦国惩罚的对象。《秦会稽刻石》上明确指出：“饬省宣义，有子而嫁，倍(背)死不贞。……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不但反对有儿子的妇女再嫁，规定改嫁的妇女，儿子不得承认是母亲；而且宣布对于寄居在妇女家中的“后父”杀之无罪。所谓“率民不作，不治室屋”者，就是《商君书》中主张极力排斥的不定居、不务农的“游食之民”。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史记·秦始皇本纪》)，把“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作为谪发从军的对象，这和《魏奔命律》命令派遣这类身份低下的人从军是一致的。“赘婿”即是“赘婿后父”，“贾人”即是“贾门逆旅”，“尝逋亡人”就是“率民不作，不治室屋”者，也就是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也即所谓“亡命”。汉文帝时，晁错上书讲到秦的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从人闾，取其左。”(《汉书·晁错传》)汉代初年实行“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汉书·武帝纪》颜注引张晏说)就是沿用秦的谪发制度。为什么谪发“有市籍者”，不但追溯到父母尝有市籍者，还要追溯到大父母(即祖父母)尝有市籍者呢?看来秦法又是和魏法相同的，这类身份低下的人，要三世以后才能改变身份，就是《魏奔命律》所说：“三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所有这些身份低下的人，秦既然作为排斥和谪发的对象，当然也会和魏一样“勿令为户，勿予田宇”。

    秦律和魏律所讲到的按户授田制度，是和文献记载相合的。《尉缭子·原官篇》说：“均地分，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均地分”，今本误作“均井田”，当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缭子》竹简改正。《尉缭子》一书是作者对魏惠王所讲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法令，以便采用的。书中第一篇《天官篇》，开头就是梁惠王和尉缭的问答，从书中述及的军事制度和乡里组织等情况来看，都是三晋的制度，和秦制不合。有人以为是秦始皇时的尉缭著作，不确。《尉缭子》所说的“均地分”，当是指魏的按户授田制度而言。

    秦的按户授田制度，是从商鞅变法以后开始的。杜佑《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记载：

　　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

    《新唐书·突厥传》引杜佑的话相同。杜佑这一记载，当有所本。《商君书·徕民篇》提出了“制土分民之律”：

　　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而谷土不能处[什]二，……此人不称土也。

    这篇文章谈到长平之战，又说“秦四世有胜”，当是秦昭王晚年商鞅一派的著作。文章的主旨，认为秦国地广人稀，“谷土”(种庄稼的土地)不过所有土地的十分之二，主张招徕三晋人民前来开垦荒地。这里提出了“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就是地方百里的土地，除去山泽邑居十分之四，良田和恶田共占十分之六，“以此食作夫五万”。但是，由于秦国地广人稀，“人不称土”，“谷土不能处[什]二”，需要采取优待办法招徕三晋人民前来开垦。

    这里所提出的“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实际上就是要推行的“制土分民之律”。我们可以亩为单位，对这个“制土分民之律”作出分析。地方百里的土地，总面积为九百万亩。《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以此推算，地方百里总共九百万亩。《汉书·食货志》记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九万顷”就是九百万亩，因为李悝对于其中所有山泽邑居占有面积的估计，比《商君书》要低，只占到三分之一，因此耕地面积有六百万亩，而《商君书》所估计的山泽邑居占有面积略高，占到十分之四，因此实有耕地面积为五百四十万亩，“以此食作夫五万”，分授给耕作的农夫五万户，每户可以受田一百零八亩，除去零数，正和杜佑所说商鞅变法以后授田之制“百亩给一夫”相合。可知杜佑所说秦制“百亩给一夫”，确有依据。

    《商君书·算地篇》又有类似的记载：

　　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十字原脱，从俞樾《诸子平议》增补)，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以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

    这篇《算地》的主旨和《徕民篇》不同，主张开荒要计算土地，不能用太少的人数去开垦太大的土地，必须有合适的“为国分田”计划。“数小”是说从事耕作和战斗的人数太少。如果人数太少，地方百里的土地，有耕地五百多万亩，每个“作夫”授给“亩五百”，只分配给一万户，这样农夫的耕地多了，固然足以每年对付一次战役，但是由于人力不足，土地不可能得到充分开垦利用(此地不任也)。同时地方百里之内，只能提供战士一万人，兵数也太少了。因此作者强调以赏罚为手段，迫使不从耕战的学士、手工业者、商人都来努力垦荒。

    《商君书》一方面在《算地篇》中指出地方百里土地，分授给一万户农夫，每户授给五百亩的办法不合适，不能使耕地充分开垦；另一方面又在《徕民篇》中主张地方百里土地，分授给五万户农夫，每户授给一百亩，认为这是“制土分民之律”。这就是从理论上来肯定商鞅所制定的“百亩给一夫”制度的。

　　商鞅在秦国所制定的“百亩给一夫”之制，和过去井田制的性质是不同的，过去贵族所推行的井田制，有所谓“公田”和“私田”，耕作者要在奴隶主贵族及官吏的监督下，在“公田”上从事集体耕作的劳役，即所谓“籍法”。同时耕作者所受的“私田”一百亩，属于“份地”性质，既有定期受田和归田的制度，一般是“二十(岁)受田，六十(岁)归田”(《汉书·食货志》)；又有定期重新平均分配的制度，要“三年一换土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而商鞅变法以后推行的授田制度，虽然同样是“百亩给一夫”，性质却不同，受田者既没有“公田”上“公作”的集体的无偿的劳役，又没有定期归还和重新平均分配的制度，只须按照“受田之数”，每年缴纳定量地税，包括禾稼、刍、稿。这种授田制度的推行，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利用田地宅基的授与，使受田的庶民成为“强兵辟土”的“农战之民”，既要“先实公仓”，又要“为上忘生而战”(《商君书·农战篇》)。从上引《田律》规定“无垦不垦”，一律必须按照“受田之数”缴纳每顷的定量地税来看，具有强迫受田者开垦荒地缴纳地税的目的。当时执政者是通过户籍制度，推行授田之制，来迫使受田者缴纳定额的地税和户赋(即人口税)，并应征兵役和徭役的。受田者的负担是十分沉重的，既不问是否垦熟一律要缴纳定额地税，又必须按户口缴纳军赋，更必须按时应征兵役和徭役。如果隐瞒户口和逃避服役，就要严厉处罚，同时户口又不准随便迁移，因此这种受田者，表面上好像是自耕农，实质上就是封建国家的依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