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斌武

　　春秋晚期楚人伍子胥奔吴的行进路线，《左传》、《国语》、《史记》等经典历史著作都有明确记载，两千多年来史家没有任何异议。然而云梦县地方史志却有另说，赫然记载着伍子胥经由云梦城西到城东一线奔吴的“历史”，把伍子胥 逃离楚国后 辗转多国、跋涉千里的奔吴路线，微缩到云梦城一带仅十多公里的路段。更令人咋舌的是 ,近年竟然有人把经过地名普查、政府备案、受法律保护的地名，也按照这些造假的“历史”擅自进行更改，造成不必要的混乱。那么伍子胥到底是否经由云梦奔吴，本文就此进行辨析。

　　楚平王的佞臣费无极诬陷太子建和他的老师伍奢里通外国，在北部边境军事重镇城父（今河南平顶山以北）叛楚。楚平王急召伍奢审问，并将伍奢下狱。接着又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害太子建，司马奋扬不忍心杀害无辜，暗地派人给太子建报信，太子建逃往宋国。费无极又怂恿楚平王急召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伍员（子胥），妄图将伍氏父子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伍氏兄弟在生死抉择面前意见相左，伍尚坚决应召救父，归郢后与伍奢一同被斩；伍子胥识破费无极的诡计，张弓搭箭对使者，使者不敢进，伍子胥乘机逃离了楚国，追随太子建亡命于宋。不久宋国发生内乱，宋人请求楚平王出兵干涉，太子建和伍子胥被迫奔郑。郑国饱受晋、楚两大国的蹂躏，不敢得罪楚平王，便把这个麻烦委婉地推向了晋国。晋国对郑国在晋、楚之间推行“唯强是从”，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不满，便教唆太子建颠覆郑国。太子建政治上不成熟，冒失行事，不料事泄，被郑人所杀。伍子胥见事不祥，带着太子建的幼孤王孙胜，经黄淮诸小国南下奔吴，最后到了吴、楚边界昭关（今安微省含山县小岘山上）。昭关是楚国边关，军警戒备森严，盘查严密，伍子胥和王孙胜乔装步行才蒙混过关，终于到达吴国。这就是《史记》所记叙的伍子胥奔吴路线。然而云梦地方史志却说什么伍子胥是从云梦城西伍架山到城东伍洛镇一线奔吴的，还将沿途村庄名牵强附会地与伍子胥挂钩，编造出许多庸俗拙劣的“历史”故事，特别是把云梦与孝感交界的辛安寺说成是楚国与吴国的边界，说什么伍子胥跨过了辛安寺就进入了吴国（孝感竟然是吴国），就心安了，于是将辛安寺改为“心安寺”。这是什么历史？完全是胡编的滑稽戏。然而尽管滑稽，但由于是以地方历史形态出现的，具有极大欺骗性，误导不知就里的人们信以为真，在重建辛安寺时，竟将通过地名普查确认的历史文化遗产辛安寺命名为“心安寺”。

　　伍子胥抗命外逃，成为楚平王的心腹大患，楚平王悬重赏缉捕他,赏格是:“赐粟伍万石,爵执珪”。这是上卿和附庸国君的待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形势对伍子胥是十分不利的，他怎么会在逃离楚国后又冒险返回楚国腹地云梦来奔吴呢？

　　春秋时与楚争霸中原的劲敌先是齐，后是晋，齐、晋均在楚的北面，因而楚对北部边境的设防特别重视。早在楚文王二年（公元前688年），楚国就在北部边境筑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道长城。后又向北大步推进，直达今河南中部，建起了外围防线，也就是太子建和伍氏父子镇守的城父防线。楚王心目中的“重中之重”是“申息之北门”，即今河南省南阳以北至信阳以北一线。公元前611年，楚国内发生大饥荒，庸人和麇人乘机率群蛮、百濮叛楚，楚庄王急调各地兵马平叛，唯独“申息之北门不启”，不调申息防线的部队，以免向中原各国敞开了北大门。可见楚王对北部边境设防何等重视。此外还有楚人赖以强根固本的天然屏障“三关”（今称武胜关、平靖关、黄岘关）。费无极是残害忠良的高手，他既然悬重赏捉拿伍子胥，就必然对其关隘城池、交通要道、边防哨卡等作相应的警戒部署，昭关就是明显例证。如果伍子胥的智力不发生故障，他是决不会以生命为代价回楚国内地试探楚平王、费无极警戒部署的严密性的。

　　这里不得不涉及郧城的问题。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其力作《云梦与云梦泽》一文中插了一幅地图，标示春秋郧国都城郧城即今云梦城。楚灭郧后，郧城是楚国最理想的东进出发地。这样至关重要的战略重地，当然也是楚王警力部署的重点。天涯何处不通吴？伍子胥硬要到荆楚腹地的郧城来奔吴，岂非自投罗网！伍子胥政治敏感性极强，尤其精通韬略，对政治、军事均富远见卓识，实为春秋晚期不可多得的精英。他既是精英,又曾随太子建及其父兄经营楚北防务,当对荆楚关山城池了如指掌,特别像郧城这样的战略要地,在他的头脑中决不是盲区。说伍子胥来云梦奔吴,无异于讥笑他是个地理知识的盲人,飞蛾投火的傻瓜。果真伍子胥来到了云梦,等着他的只能是跟他父兄一样的命运,奔吴之事也就休矣。

二、伍子胥姓芈不姓伍

　　造假历史者把伍子胥的籍贯附会于今应城市伍架山,说楚王下令抄斩伍家满门,伍子胥急忙东渡府河,经伍姓街,越云梦城，过女儿港,闯伍洛寺,然后进入孝感地界就到了吴国。伍家山的伍姓村民都成了楚王追捕的“皇犯”,为避楚难,伍姓村民当夜改为“黄”姓,因此,这个村就叫“一夜黄”等等。

　　这些说法煞有介事。殊不知伍子胥并不姓伍,而是姓芈,与楚王同姓。“伍”是他的氏,不是他的姓。或许有人会问,难道姓与氏还有区别?不错,确有区别。先秦时期的姓与氏不是一码事,二者的起源、社会功能都不一样。姓起于女系,其社会意义是“别婚姻”,即同姓不能通婚,异姓方可通婚。氏起于男系,其作用是“别贵贱”,因此,“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就是推行这种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那时的最高统治者周天子，周天子按他们的标准,立所谓有“功德”的人为诸侯,诸侯以字为谥号,其后人便以谥号为氏族,也有以封地为氏族的。伍子胥的伍氏是从他曾祖父伍参那里承袭下来的。伍参是楚庄王时的大夫,有胆有识。庄王即位三年不理朝政,伍参以他特有的政治智慧讽谏楚庄王勤政,促使楚庄王全身心地投入强楚争霸大业。在楚庄王争霸中原的决定性战役——邲之战中，伍参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名声显赫，闻达于诸侯。伍参的后人便以“伍”为氏。氏是当时的政治身份，氏族就是贵族。当时的统治者任用官吏，选拔人才，只在氏族成员中选拔；换句话说就是只选拔任用达官显贵的嫡裔为官，其它非氏族成员则与官无缘。贵族政治决定了伍氏家族成员只能是伍参的后人，其它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伍氏家族人。所谓“一夜黄”纯属无稽之谈。

　　那么伍架山何以名“伍”呢？原来此山共有五座山头，应城方言称“座”为“架”，因此该山名为伍架山。伍架山的西南麓有6个黄姓自然村，叫伍山行政村，就是造假人津津乐道的“一夜黄”。如果伍山村的村民果真是伍子胥的后裔，他们一定会以英雄之后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早就恢复“伍”姓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伍山人对“一夜黄”之说颇不以为然，谁要说他们“一夜黄”，他们就会反感，并表示愤慨。由此可见伍架山与伍子胥仅是一个“伍”字的偶然巧合，伍山的黄姓村民与伍子胥既不同姓，也非同氏，与伍子胥没有任何关系。

　　先秦时的姓与氏还有一个不同点，即姓是一成不变的，而氏在保持其原有政治身价不变的情况下，其称谓可以随着政治地位和封地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伍子胥的祖父伍举，早年称伍举，后来得以迁升，受封于椒邑，又称他椒举。其父伍奢曾任连尹（楚国主管射事的大夫），又称他连尹奢。其兄伍尚受封于棠邑，人称棠君尚。伍子胥奔吴后，受封于申邑，《国语》称他申胥。其子为避吴难，以王孙氏适齐。这说明“伍”并非伍氏家族一以贯之的唯一称谓。造假历史者把“伍”当作一成不变的姓与伍子胥挂靠，并加以穿凿附会，暴露了他们对先秦时姓氏差别的无知。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现在的姓氏是合一的呢？如选举排名次往往“以姓氏笔划为序”。这是秦始皇的功劳。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废除了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推行耕战政策，对作战立功者和农业生产贡献大的人实行重奖，授官赐爵，这就使氏族特权制度丧失了政治基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秦国也因此而强盛起来，进而统一了全中国。秦统一后，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从此，氏族特权制便在中华大地上销声匿迹了。随之而来的是姓氏合一的变化。秦汉以后，“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司马迁顺应了这一变化，他写《史记》时，开了姓氏合一的先河，后人因袭至今。

　　造假历史者，总是以云梦女儿港的传说作伍子胥从云梦奔吴的证据。其实女儿港的传说并非真正的民间传说，而是云梦造假文人从小说中剽窃来的故事片断。《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三回中有这样的描写：“伍员（奔吴）行至溧阳，馁而迄食。遇一女子，方浣纱于濑水之上，吕中有饭……伍员曰：‘某在穷途，愿乞一食以自活……'女子抬头，见伍员状貌魁伟,乃曰:‘妾观君之貌,似非常人,宁以小嫌,坐视穷途'！于是发其箪,取盎浆,跪而进之……(伍员)临行谓女曰:‘……倘遇他人，愿夫人勿言……'伍员别去,行数步,回头视之,此女抱一大石自投濑水而死。”这则故事不见于史。无独有偶,清道光年间编纂的《云梦县志略》载:“世传伍员奔吴,遇女浣纱,问路嘱女曰:‘后有追者,慎勿言也，女抱石自沉,以释员疑，'故港名女儿”。请看:二者的人物雷同——均为伍子胥奔吴途中遇浣纱女；事因一样——都是伍子胥嘱浣纱女“勿言”；结果无二——皆是浣纱女抱石自沉；仅将“濑水”改为“女儿”,移花接木,便大功告成。二者如此雷同,剽窃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究竟是云梦县志剽窃小说,还是小说取材于云梦县志?时间老人最公正、最权威,许多历史疑案往往由时间老人一锤定音。云梦县第一部县志成书于明万历十六年,而“列国”故事早在元代就以话本的形式流传于世。明嘉靖年间,余邵鱼将“列国”故事平话本撰辑成《列国志传》,刊行于世。此后虽经冯梦龙、蔡元放等人改订,但均未增加新的内容,仅加了些批语和评论,删除了一些故事,改书名为《东周列国志》而已。云梦第一部县志比“列国”故事平话本晚出300年,比《列国志传》至少晚出半个世纪,显然是云梦县志剽窃了小说。剽窃小说情节冒充地方历史，无史德可言，实不可取。然而云梦某些人却如获至宝，乐此不疲，实在令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