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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洞书院记 南宋.叶 适 东阳郭君钦止，作书院于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也。初，洞深复无径，薪者给采而已。君始以意疏治，益前，阻崖壁，众不知所为，欲止。君逼视其罅，遥闻水声出空中，曰:“喜!是也!”盖凿崖百步梯级而后进，土开谷明，俄若异境。稍复深入，臻于旷平，则石之高翔俯踞，而竹坚木瘦皆衣被于其上；水之飞湍瀑流,而蕉红蒲绿皆浸灌于其下。潭涧之衍，阿岭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钓可弈，巧智所欲集，皆不谋而先成。君又荫茂密以崇其幽，植芳妍以绚其阳，左右面势，彼此回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阴晴早暮，姿态备矣。群甚乐之，以为山水之美千载而潜，譬犹赵璧隋珠，璞于外而韫于中，其一日忽彰，何民武陵、天台，显于今而于昔也。既而叹曰:“吾寒生也，地之偶出于访吾庐，非赐余者，吾其可自奉而游!将使子孙勤而学于斯，学其可以专，盍使乡里之秀并焉!”于是度为书院，礼名士主其学，徙家之藏书以实之，储洞之田为书院之田，而斥洞之山为书院之山，示郭氏不敢有也。君既卒,诸子修之不废，而津津子为记。嗟夫!郭君远矣，以学易游，而不以物乐厚其身；以众合独，而不以地胜私其家也，自君之为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难，传之之久也。游之兴废，家之盛衰占焉；学之兴废，人之盛衰占焉；学不待地也，萤窗雪屋，苟取尺寸,而圣贤之业可成矣。学以右意为始，以尽力为终。今夫悉其聪明，传之文字，深已造于性命，浅亦重于科举，而不能知期间，则犹为无所始也，将何以终之乎?君之子孙与其乡人必勉之!使之玩云岚，挹泉濑，心形洁清，以始终其学，而卓异豪杰之材出焉。然则学虽不待夫地，而地固有待夫学也。庆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记。(叶适，龙泉[一说永嘉]人，郭钦止请他主石洞书院师席，远近之士多从学，吕祖廉、朱熹、王柏、陈亮等尝访之) 答长衢郭希吕书(其四)
南宋·朱熹 来喻缕缕，似未悉前后鄙意者。盖人习有全体运用，故学问有全体功夫，所谓孝弟乃全体中之一事，但比他事为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谓学者止此一事而其余可一切弃置而不问也。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盖有以明乎此心之全体，则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于不勉，而他事之缓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则为孝弟者未免出于有意，且又未必能尽其理而为众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经《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诸书考之可见矣。希吕自谓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学，而姑用力于其所及，则固已为自弃而尤可诿曰“近本”，若遂以为孝弟之外更无学，则其谬见甚矣!且诚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学矣，则又曷为而苦心竭力以从事于科举之文耶?此之不为而彼之久为，虽曰不厚于利而薄于义，吾不信也。希吕其更思之。 书院规模且随力为之，却就事实上考察整理，方见次第，不须预先安排。记文扁榜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即见浮浅外驰之验，若于学问全体上切已处用得功夫，即气象自当深厚横阔矣，《太极》、《西铭》、《通书》各著,一本试熟读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学者不可有放过底事，久之不已，虽无紧要功夫，亦有得力处也。(郭希吕，名津，钦止子，从朱熹学。) 东阳郭德邻哀辞(序)
南宋、陈亮 往时东阳郭彦明，徒手能致家资巨万,服役至数千人，又能使其姓名闻十数郡，此其智必有过人者。余不及识而识其子德邻，德邻承家有父风，而淑其子弟则有光焉。德邻之子曰澄伯清者，历从一世士君子游，民时言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论始定矣。自德邻在时，固尝惴惴焉以前晨为未满也。余独以为不然。国家以科举造士，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亲能把笔为文，则可屈折以自求达；至若乡阁之豪，虽智过万夫，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及其以智自营，则又为乡闾所仇疾而每每有身挂宪网之忧。向之所谓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废置不用之处，此亦为国之一阙。而默察天地运动之机，则出德邻之所以惴惴前时者，固足以见国家崇儒重道之极功，亦足以动识者为天下大势无穷之虑，非直德邻父子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既足以为一世所任用，而其间有所谓通经笃行者，又自为其征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虽德邻亦既仰望而畏服之矣。余于斯时方将为之长言以解德邻之惴惴而宁其死，其不讪谤谴斥于一世之士者几希。然使德邻持是以见其父于地下，庶可以相视一笑，而百年之后当有明余心者。其辞曰(原本略)(录自《龙川集》郭德邻名良臣，钦止从兄，创西园书院。于此可见当时长衢郭氏富家大族之一斑。) 此为我族文献史料----长衢郭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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