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千古一臣郭子仪的处世智慧

聂世军

郭子仪(697——781)，陕西华县人，武举出身，历仕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四朝，在平定安史之乱、解除吐蕃与回纥侵袭关中和首都长安的危机中居功至伟，“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出将入相，寿享八十有五，八子七婿皆朝廷重官，因其一身而系国家安危者达20年。史臣称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始终，人道之盛，此无缺焉”（《旧唐书·列传第七十》），自秦汉以来无人能与之比，可谓千古一臣。郭子仪何以能创造这种奇迹？忠诚、奋勇、恩信、功勋等不过是表象，凝结其中的乃是他过人的处世智慧，在于较好地处理了与皇帝、权臣（奸臣）、袍泽和盟友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忠诚换取立功的机会，以无争换得皇帝的无忌。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仓皇逃奔成都，太子李亨避驻平凉，在灵武另立朝廷。这里正是郭子仪的地盘，一个月后，郭子仪与李光弼奉诏率全军五万步骑兵赴灵武护驾。当时朝廷初立，兵众寡弱，对于平叛复国，君臣兵民无不感到希望渺茫。等到郭子仪全军而至，军声遂振，朝野上下才感到复兴有望。郭子仪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灵武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军节度使，肩负着平叛复国的重任，成为国家的柱石之臣和皇帝的股肱之臣，由此奠定了他在朝廷和军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从另一角度讲，国家越是衰弱、皇帝实际控制力越差，对臣下的依赖就越强、期望就越高，同时，依托越深，疑忌也越深，股肱之臣也越容易被视为肘腋之患，那么对于臣下的信任就越有限，这是时势使然，不是以人的意志和良好愿望为转移的。

在************体制下，忠诚不只是任职的最严酷的的法律规制、最庄严的政治承诺、最崇高的道义追求，而且是最大的生存智慧。郭子仪无论功劳多大、地位多么显要，乃至受到朝廷多么不公的待遇，他的忠诚一直都没有动摇。这是他与其他功臣道义上更高尚、智谋上更高明之处。郭子仪处理与皇帝关系的策略概而言之，就是以义来体现忠，不与皇帝形成任何的对抗，不让皇帝对自己存有任何的不放心。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孙子兵法上的名言，历代都被统兵者视为圭臬和临敌制胜的法宝。但是，郭子仪则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抗旨。这不是郭子仪的愚忠，而恰是他的大智慧。因为他深知，君心难测、佞臣满朝，一旦自己对上意有所违拗，将谗言立兴，自己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因而他“时方握重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旧唐书·列传第七十》）。唐王室一方面对郭子仪赏赐巨多、封以显爵、授以高官，但疑忌之心一直未尝解除。一旦紧迫的军情稍有缓解，就会毫不犹豫地削除他的兵权，肃宗、代宗莫不如此。

唐代宗一即位，就听信宦官程远振的谗言，罢免了郭子仪兵马副元帅的职务，让他给肃宗监修陵墓。可以说，郭子仪表面上非常受宠，实则常常蒙冤。对于自己所受冤屈，他没有愤懑言行，而是将唐肃宗慰勉、奖赏他的一千余首手诏敕书装订成二十卷，呈奉给代宗，巧妙而和婉地辩明自己的忠诚无私。唐代宗感到大为惭愧，下诏说：“朕不德不明，俾大臣忧疑，朕之过也。朕甚自愧，公勿以为虑。”（同上）但是，到底还是没有授予郭子仪兵权。直到吐蕃寇乱京师，唐代宗出亡陕州避敌，才不得已又令郭子仪统兵御敌。等到京师收复，唐代宗说：“朕用卿不早，故及如此。”（同上）并赐给铁券（免死牌），图形于凌烟阁，表示信任不疑。除了不怨之外，区别于一般忠臣之处就是不针对皇帝的过失而强谏。他唯一一次进谏是针对唐代宗因畏敌而听信佞臣之言想迁都洛阳的，可以说是对事不对人，因为道理阐释得非常明晰、透彻，代宗欣然采纳，并且称赞他说：“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同上）

总而言之，郭子仪处理与皇帝关系的准则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忠，而是江湖意义上的义。忠偏重于捍卫道，主张“明其义不谋其利，正其宜不计其功”，致力于要匡正主上的过失，容易引起 和激化君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臣下可能因失去主上的欢心而遭至疏弃甚至杀身之祸，以致失去效忠的基础；义则在忠的前提下偏重于忠君，注重事功和结果，旨在不违逆主上之心，成就朝局急务，容易回避某些矛盾，保持君臣之间较为良好的关系，获得建功立业的机会。

二是超脱忠奸之争，避免和淡化内部倾轧，为报国赴乱赢得机会和余地。忠奸之争是************王朝久演不衰的连续剧，由于其既充满慷慨激昂、以天下为己任的正气，又充满阴谋和悬念，特别容易触动人性中好斗的动物本性，因而历代的忠臣和奸臣都如飞蛾扑火般血脉贲张地投身到这种血腥的角斗之中。其结果往往是倾轧不断、内耗不止，整个国家也就在这种无休无止的争斗中衰弱下去并最终灭亡。我国的政治文化往往激发和推崇这种忠奸之争，认为忠奸如“薰莸不同器，冰炭不同炉”，而所谓忠臣往往也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即认为主上全是因为奸臣蒙蔽才昏庸，只要除掉了奸臣，才能辅明主、兴伟业，因而总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地与奸臣进行誓死决斗。但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是，忠臣尽管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并有文化、舆论和民意的支持，却往往忠不敌奸，更多时候是忠臣被奸臣斗败，以致人亡政息。

谜底何在？在于奸臣代表了皇帝随心所欲的意志，只要************制度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其个人意志尤其是邪恶意志缺少制度性的有力有效约束，其结果必然是奸臣当道，忠臣受抑。对于这一谜底，许多忠臣看不透，陷身于注定要失败的忠奸纷争之中，其结果虽得到了忠贞的名声，却与国事无补。郭子仪的过人之处或者成功之道，就是超脱忠奸之争，与朝内公认的奸臣鱼朝恩、程元振、元载、卢杞等辈虚于应付、妥于周旋，力求缩小对立面，能忍让处主动避让，不形成直接冲突，不激化矛盾，以达成自己御敌寇安社稷的最大目标。他深知，任奸与任忠是皇帝的************本性和运权策略，与奸臣斗，不只难有胜算，而且未有终局，纠缠于忠奸之争，在国家多难的时节，只会加重内耗，迟误国事。而如果奉行江湖共生的原则，彼奸自奸，我忠自忠，鱼行鱼路，蟹行蟹道，或许能为解决国家急务保持某种起码的条件。

对于这一点，史书着墨较多，且描述很生动。如，唐代宗宠信的宦官鱼朝恩为监军（观军容观察使），与郭子仪具有直接的制衡关系，他妒忌郭子仪的平叛之功，多次进谗言，以致郭子仪被解除兵权。但郭子仪仍然与他保持一种礼仪上的交往，防止合作共事关系的破裂。唐代宗永泰元年正月，郭子仪入朝，鱼朝恩邀请他游览章敬寺。奸相元载恐怕他们二人相互结纳，对自己不利，就派人密告郭子仪说：“朝恩谋不利于公。”并把这话传给郭子仪的一些主要将领。诸将请求带三百甲士护卫，郭子仪不以为意。他说，我是国家大臣，他没有天子之命，怎么敢害我？如果是奉命而来，你们难道还敢抗命吗？于是就只带着几个家童前往。鱼朝恩一见，非常惊讶他的随从这么少，郭子仪就把听到的话告诉他，并说：“恐怕您多心和费心。”鱼朝恩大为感动，拍着胸脯、捧着郭子仪的手流泣说：“若不是您有长者之风，能不产生猜疑吗？”（《资治通鉴·唐纪四十》）

大历二年十二月，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盗墓者没有抓到，时人多知道鱼朝恩素来嫉郭子仪之功，猜测可能是他指使，郭子仪也听说了这些议论。不久，他从泾阳前线入朝，议者以常情度之他会借机发难，朝局会为此震动，公卿深为忧虑。不料，郭子仪一见皇上提起此事，竟号泣说：“我领兵时不能禁暴，放纵士兵掘人坟墓。这是我的不忠不孝遭到上天的谴责，跟别人的加害无关。”（《旧唐书·列传第七十》）此举不只反映了郭子顾全大局的心胸，尤其反映了其息事宁人、释解嫌疑的智慧。唐德宗时，卢杞为御史中丞，擅权用事，人皆知其奸。卢杞貌丑，未发迹时，时人多嘲笑轻看他，因而报复心极强。郭子仪平时会见宾客，姬妾不离左右，可是卢杞来探望，他却屏退所有姬妾，单独见他，显得非常庄重。家人问其何故，郭子仪说：“卢杞相貌丑陋而心机险诈，妇人辈见到他必然会取笑。他日卢杞得志，我们全族都将不得幸免！”（《资治通鉴·唐纪四十》）郭子仪善于与奸臣周旋，不以忠奸划线，而唯以利害作为考量，可谓深得江湖生存规则的真谛。

三是御下以宽，不拘泥于常法，唯以获取将心兵心、克敌制胜为最大目标。郭子仪的尊崇和实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深得将士之心。在安史之乱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数次被解除兵权又数度被起用，每次奔赴军营，他都轻身前往，对于虎狼之师都能够随心驾御、指挥如意。像李怀光等老将有数十人后来都成为王侯重官，但郭子仪对他们“颐指进退，如仆隶焉”（《旧唐书·列传第七十》）。时论郭子仪与李光弼齐名，威略不及李光弼，但在宽厚得人方面又优于李光弼。将士都喜爱郭子仪的宽厚，而忌惮李光弼的严厉。李光弼每当发布军令时，手下将士都不敢抬头看他。但他军中也因此激起过兵变，弹压不住，最后由郭子仪前往才稳定了军心。御下宽厚，是他治军的最大特点。

治军严明是我国从古到今的主流治军思想，但郭子仪却因时制宜，反其道而行之并取得了事实上的成功。其成功依据在于，当时国家残破，内有反叛，外有强敌，藩镇割据，国家对军队既没有强有力的供给保障和强有力的控制，也缺少道义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如果拘泥于常法治军，单靠法令严明，就难以有效激励将士甘冒锋刃，舍身破敌，而必须激之以义、养之以利、酬之以官、待之以宽。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以爵酬功，提携将才。郭子仪局量宽宏，不嫉部下之才、不掠部下之功，出以公心向朝廷推荐将才，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等当时名将重臣都有赖于他的推荐，“参佐官吏六十余人，后位至将相，升朝秩贵位”（同上），因而部下都乐于服从他的指挥。二是因时就势，取法乎宽，尽量考虑兵士的基本利益。当时的一个普遍做法是，为激劝士卒攻城涉险，往往答应在破城之后可以掳掠财物。这不应是名将治军所为，很不合道义，但郭子仪基于当时的军情军心，也如法炮制。史臣对此基本作了正面评价：“……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旧唐书·列传第七十》）所谓“必得士心”，不过是允许士卒掳掠而已。郭子仪这样做情非得已，因为国家不能养卒，统军已形成行规和陋规，不如此军队就难以统带，为了驱卒与敌死战，就不得不放松某些军纪约束，采取一些不合常法乃至不合军法国法的手段，甚至一些饮鸩止渴的手法，以达到战胜强敌的目的。为筹集军用物资，他还允许军士盗掘墓葬。此外，为克服军粮短缺的难题，郭子仪还带头耕种，于是士卒皆不劝而耕，结果，“河中野无旷土，军有余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他统兵御敌靠的不只是军事韬略，重要的还有江湖手腕，正道、奇道并用，这是他比李光弼等其他名将更为成功之处。

四是待盟友以诚，激之以义，邀之以利，化敌为友，以敌制敌。安史之乱时，唐朝北有回纥、西有吐蕃，它们见到唐朝内乱迭起，都有轻慢和袭扰之心。但若与之为敌，必将内外交困，国家会迅速败亡。而假若能与之结盟，甚或能与一方结盟，不只能有助于平定内乱，而且能达到以敌制敌，维护边境安全的目的。唐朝能够平定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于借助了回纥的力量，郭子仪参与了借兵回纥并与其共同作战的全过程。郭子仪深知与周边少数民族结盟的重要性，着意与其首领进行结交。回纥人重财尚气，他疏财仗义，广与欢饮，结下了很好的人缘。他两次从安史叛军手里收复两京时，带领过借来的回纥兵，在回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回纥人一向称他为郭令公，表示对他的尊敬。后来，唐朝叛臣仆固怀恩诈称唐朝皇帝和郭子仪已死，结联回纥和吐蕃向唐朝大举进犯时，郭子仪利用先前与回纥人的友谊，仅带十几人免胄进入回纥军营，说服了回纥首领，于是唐与回纥联兵，在灵武台西原大破吐蕃，斩首5万，生擒上万人。

唐德宗建元二年(781年)六月十四日，郭子仪以85岁的高龄辞世。综观郭子仪的一生，其忠义之节令人感佩，卓著功勋令人仰慕，无上荣宠令人艳羡，史臣评价他：“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而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诚大雅君子，社稷纯臣。”（《旧唐书·列传第七十》）但是，也应看到，他身逢乱世，能够功成名就，靠的不只是忠贞的品节、雅正的风骨和纯真的心地，关键的还有他处世如用兵，讲究以正合、以奇胜的江湖智慧。强调这一点，只是想揭示历史背景的复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思想动机和行为方式的晦涩性，同时想说明，郭子仪这个历史经典标本在今天具有不可复制性，他的个人荣耀也映衬了一个衰弱王朝可悲可叹的惨淡境况。尽管他的品节和功绩在今天仍值得感怀，但他的江湖智慧和江湖生存方式在今天却不能如法炮制，这是读史者应该着意体会的。

（作者系领导科学杂志社副总编、编审）

原载《领导科学》2010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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