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神仙化与印度佛教中国化
首席记者于茂世文

没有“安史之乱”，就没有郭子仪、杜甫；没有大宋南迁，就没有岳飞、陆放翁。
　　国家不幸诗人幸——但诗人苦吟劫难、军人平定天下后，为未来规划前行道路的，却是思想家乃至宗教家。翻阅中国史，周公、老子、孔子、张道陵、董仲舒、寇谦之，莫不如是。
　　从周公、孔子到董仲舒，从韩愈、二程到朱熹——主流知识分子整合儒学为儒教、为理学纲常，其与国家政权“互动”，成为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线路清晰；从老子、张道陵到寇谦之——非主流知识分子乃至宗教改革家，整合道家为道教，走上与国家政权“互动”的道路，成为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线路依然清晰。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实在“不可说也”——高僧可为国师，皇帝一再灭佛。佛教与国家政权的“互动”，而今我们能够记起的、佛教徒念念不忘的，似乎只剩下了“三武一宗”教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与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先后灭佛。
　　其实，在“三武一宗”教难中，“三武”是灭佛，“一宗”是限佛——后周世宗限佛，实是英明之举。慈悲为怀、爱国爱教的佛教徒，是大可不必把其视为教难的。再说，世宗限佛，与佛、道斗争无关，他只是为了国家利益，限制佛教疯狂生长；而“三武”灭佛，皆为佛、道互争短长，其结果，是以佛教教难作为代价的。
　　中国的三次灭佛事件，以最后一次唐武宗灭佛尤为惨烈，史称“会昌法难”。
　　唐代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唐代诸帝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颇为不同：有的扬佛抑道，有的佛道并奉，有的崇道抑佛——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为祖先；唐太宗下诏置道教于佛教之上；武则天改佛教在道教之上；唐玄宗采纳姚崇奏章，曾令僧尼还俗，却也一度敕令注释《金刚经》；唐宪宗时，韩愈谏阻其迎请佛骨，冒死奏呈《论佛骨表》；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之时，依先祖惯例，道上佛下；但唐文宗之时，亦有毁佛之议，且曾禁止度僧及营建寺院；到了唐武宗，则是“会昌法难”，全面崇信道教，贬斥佛教。
　　“会昌法难”之后，佛教在中国再无法难发生。
　　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么一个不胜其烦的流水账，想说的是：“会昌法难”前，中国道、佛相争，皇帝在道、佛之间难以定夺谁上谁下；“会昌法难”后，印度佛教彻底中国化、老庄化、玄学化，其标志，就是中国禅宗已然成熟——自此，印度佛教融入中国，再也没有遭遇教难、法难。
　　长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过去，研究中国禅宗发展进程，学者们大多把着眼点集中在禅宗六祖的自我奋斗上，且是他们最终“逼迫”中央政府认同佛教。而《汾阳王置寺表》的横空出世，道出了一个惊天秘密：印度佛教能够顺利中国化、老庄化、玄学化，也许并不像禅家所说乃至学者们所言的那样，都是达摩以降历代禅师“自下而上”自我奋斗的结果；在印度佛教中国化、老庄化、玄学化的进程中，中央政府的顺势而为，疏通引导，也许比禅师们摸着石头过河般的自我奋斗，更为要紧。
　　中国文化曾经数度遭遇外国文化的严重冲击，但最成功地把两者融为一体的，无疑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即中国禅宗佛教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汾阳王置寺表》的发现，其现实意义，毋庸多言。
　　郭子仪不只是一代名将，亦是安邦定国的大唐谋臣。
　　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一大法门：达摩神仙化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８日记者在空相寺采访，释延慈监院突然说：“一位施工者上午在寺院挖坑时发现一个洞，立马又堵上了。他们在等我，咱们一会儿过去瞧瞧吧！看这洞，是不是他们所说的藏宝洞？”
　　记者就是被宝藏“忽悠”到空相寺的，且还拉上了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卢海山副编审，以求智力帮助。据当地百姓讲，１９５７年建造彦沟水库时，空相寺１００多通碑刻被拉走埋在坝下，稳固基础。
　　但在东坝泥水中挖了数天，只掘得１０多通明清古碑。仔细辨读，虽对重建空相寺历史有所裨益，但对重建中国禅宗史，作用不大。“西坝埋得多，大头还在后面哩！”附近村民乔富泉老先生鼓动释延慈法师继续挖掘。
　　因天气转冷，释延慈与当地政府有关人员商定停止挖掘，决定“来年春天，再挖西坝，寻找古碑”。就在这时，从寺院传来发现“藏宝洞”的消息。
　　挖来挖去，挖了２０多分钟，不见“藏宝洞”，唯见一树桩耳。
　　因掩埋，树桩及其根部，部分腐朽，部分尚好。也许因腐朽有了“空洞”，施工者以为遇到“藏宝洞”了。
　　失望之际，释延慈法师道出更大的惊喜：“这毁掉的树，就是达摩之杖化生的神树呀！找了几年，今天终于找到了！”
　　树桩之南６米的地方，是口古泉（井）。古树与古泉相依，附近村民这么回忆；《汾阳王置寺表》写得清楚：“其（达摩）所著履，化为神泉；其所持杖，变生一树。”
　　但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佛教典籍乃至禅宗故事中，这一中国最早神化、仙化印度高僧、中国禅宗初祖达摩的故事，都在失语！
　　达摩神仙化，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一大法门——印度佛教中国化，说白了，就是中国禅宗的诞生；中国禅宗，说白了，就是印度佛教老庄化、神仙化、玄学化。唯如此，印度佛教才能扎根中国，不再遭遇法难教难；唯如此，印度佛教才能走进朝野，走入中国人的心灵。
　　如此紧要，为何整个禅宗史都在失语？
　　观察《汾阳王置寺表》之“右臣（郭子仪）伏以达摩禅师自西方传法至中国，为禅门第一祖师，阐化梁朝后，至河南府囗囗寺灭度，葬于熊耳山下，遗塔见在”，就会惊奇地发现，一个中国禅宗史上至关紧要的地点——达摩灭度之地，被有意抹掉，变成了“囗囗寺”。
　　虽被抹掉，但从残存框架看，似乎不是后来禅宗经典著作中所言的洛滨“千圣寺”。所缺二字，似乎就是“定林”或“空相”。因为有个宝盖儿，隐约可视。
　　达摩灭度之地，若是空相寺——那中国禅宗史上如此重要的事件，争都争不来，空相寺僧人怎么反倒自毁长城？
　　真的历史被传说打败了，败得一败涂地。
　　达摩在千圣寺说法时，预言自己不久人世，这是“禹门示寂”，也是后来经典禅宗史籍的经典观点，得到信徒乃至国人的一致认同——按照这一观点，结合达摩西行，灭化洛滨（洛水之滨）的史料，那么达摩灭度地点，就得到洛宁县等处寻找。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９日，在空相寺李嘉居士的陪同下，记者开始了艰难的寻访。
　　但洛滨寻踪，查阅史料，没发现有关“千圣寺”的只言片语。寻到洛宁县兴华乡，见到了“禹门”。有一段约两公里的河道，至今仍叫“禹门河”。无论是“禹门河”的上游还是下游，都叫洛水（洛河）；唯独这两公里的河道，当地百姓一直称“禹门河”。
　　“禹门河”两山对峙，据说这是大禹治水时劈开的；至少从汉代开始，这儿就被认为是“洛出书”的所在（汉碑还在）。大禹治水，在这儿得获“洛书”。
　　达摩“禹门示寂”，这儿当是合乎其说法的地点。但寻访当地村民乃至专家，却没有谁知道这儿曾有过一个“千圣寺”。查阅当地史志，有一个与“千圣寺”相若的名字——“圣水寺”。志书上说，“圣水寺”在“（洛宁县）马村堡，魏太和二年僧了公建，明洪武间僧了英修，万历间又修……”
　　从时空上看，达摩在该寺院说法并“示寂”，是有可能的。
　　“圣水寺”也许就是“千圣寺”？
　　问题是，达摩于此灭度，为何还要葬到空相寺？这儿与空相寺直线距离尽管不足１００公里，但群山相阻，必须绕行，那时把达摩遗体运到空相寺，想来难度是巨大的。
　　“‘示寂’是达摩预言、预示行将灭度，知道没有能力回归故乡了，但这并不能说达摩就在禹门灭度了！”释延慈法师这样解释，“达摩灭度的地方，还是应在空相寺的。”
　　但世人乃至禅者，都把“示寂”解读为“灭度”，把空相寺视为达摩葬身的所在——在这种情况下，空相寺僧人如果再坚守达摩祖师在自己寺院灭度，也是不合时宜，太本位主义了。
　　从《汾阳王置寺表》崭新而未受长期的风雨剥蚀看，似乎毁碑、埋碑发生的时间，当是很早很早的——空相寺现存几通明清古碑，剥蚀严重，以致难以卒读；唐武宗“会昌灭法”后，中国未再发生大的法难，而刻立在“会昌灭法”之后的《汾阳王置寺表》碑，似乎也缺乏被掩埋的理由。理由可能在２０世纪有过，但《汾阳王置寺表》碑崭新如初，不大可能是２０世纪掩埋的。
　　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发端之根：空相禅寺
　　空相寺为什么掩埋“镇寺之宝”《汾阳王置寺表》碑？
　　能找出一些理由，但也许最重要的是它不合乎后人构造的禅宗历史。
　　《汾阳王置寺表》言说“其（达摩）所著履，化为神泉；其所持杖，变生一树”——说这话的不但是权威人士郭子仪，而且郭子仪的这一说法，更获得大唐皇帝认同。如此这般，《汾阳王置寺表》如果不被埋掉，那后人构建的达摩历史，就会无人相信，轰然倒塌。
　　至少在郭子仪之前，人们相信：达摩的鞋子，化为神泉；达摩的拐杖，变生一树。之后，“只履西归”、“空厢一鞋”的构造，却成了关于达摩的唯一信史。在达摩“只履西归”的经典画像上，他还总要扛着一根拐杖！
　　自相矛盾，不能并存——这也许是埋碑的因素。
　　但“只履西归”等故事，无疑又是从“其所著履，化为神泉；其所持杖，变生一树”拓展而来的。一个显然的例子是，在《汾阳王置寺表》尚未出土之时，人们一直搞不清先有“空相（寺）”，还是先有“空厢（棺材）”？而在该碑出土之后，一切都被厘清：先有“空相（寺）”，后有“空厢（棺材）”。
　　“只履西归”等新的传说出现，也许得益于“空相”与“空厢”读音相若。百姓也搞不清作为达摩禅根本的“空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于是“空相”变成了“空厢”。而“空厢”与先前已经出现的北魏使者宋云在葱岭见到达摩的传说相结合，就有了“只履西归”、“空厢一鞋”等新的构建。这一构筑，不但弥补了宋云传说“口说无凭”的短处，也把葱岭与达摩葬身之地融为一体，前前后后照应起来。它颠覆并淹没宋云传说与“其所著履，化为神泉；其所持杖，变生一树”故事，顺理成章。
　　这种颠覆与发展，在禅家是屡见不鲜的。其中尤以神秀与慧能的两个偈子，最为著名。
　　神秀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两个偈子，在唐代敦煌本《坛经》发现前，几乎是禅家的唯一“标准答案”。但在敦煌本《坛经》中，慧能的偈子却有这么两个——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有尘埃。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静，何处染尘埃。
　　神秀心偈，代表传统禅法，它的理论基石是“心性本静，客尘所染”；禅观的目的，就是去垢还静，以求解脱。慧能两偈，在“心性本静”这一本体论命题上，与神秀并无分歧，只是在“静心”是否能够受到污染上，从而是否需要“时时勤拂拭”的宗教实践上，他们有分歧。
　　但到了宋乾德五年（９６７年）的《六祖坛经》上，“佛性常清静”却被置换成“本来无一物”。一句话之变动，展现出两种倾向不同的佛性学说——“本来无一物”不只是排斥了“有尘埃”、“勤拂拭”，更多的是否定了“常清静”、“本清静”的佛性心体。确切地说，佛性心体是不能用“染静”、“有无”等言语来分别的。
　　如此，本来记录神秀与慧能对立的两个偈子，又发展为两个慧能之间的对立！事实上，有关神秀与慧能之呈偈传奇，是不见早期史料记载的。所有这一切，只能是《坛经》编写者们的相继发明。而这一发明，正是印度佛教中国化、老庄化、玄学化的心路写照——《汾阳王置寺表》打开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魔盒，结果它自己倒被越来越玄的禅宗给掩埋了。
　　无论是胡适先生的“南宗北伐”，还是传统禅宗史所言的“滑台大会”，都在夸大神会的力量与作用——直到“会昌灭法”前，在北方，神秀禅比神会禅更有市场与势力。“会昌灭法”后，神秀禅与神会禅同时在北方消失。
　　“会昌灭法”，禅师南遁；再兴禅法，禅师北归。如此，中国大历史上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南宗北伐”，禅归曹溪。
　　但无论如何变幻，印度禅中国化的基石，是“其所著履，化为神泉；其所持杖，变生一树”；中国禅宗的发端之根，在空相禅寺。
　　空相禅寺，门朝西方，这一独特，是人力所为；熊耳山山势西走，这一独特，是天然造化——向西神圣。
　　其所著履，化为神泉；其所持杖，变生一树；只履西归，空棺一履，一苇渡江，护佑大唐——向东神仙。
　　空相寺是神圣与神仙的集结点，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发端之地。
　　大唐中央政府从空相寺出发，以空相寺为支点，把印度佛教改造成了中国佛教。其出发点也许就在于，“安史之乱”后以佛教维系国家统一：人分南北，但达摩不分南北。（全文完）
长衢郭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