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相寺——禅宗圣地葬达摩”系列之一
首席记者于茂世文
是达摩,给郭子仪再造大唐的信心
３０００年前，有个杞国（在今河南杞县）人天天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天塌了下来，我们岂不是无路可逃，被活活压死！”
　　他被自己的追问折磨得精神恍惚，夜不能寐。
　　天，没有塌下来——这，让一代又一代眼见为实的事后诸葛亮觉得杞人忧天的事儿是莫名其妙，是荒唐可笑，是庸人自扰。
　　在中国人还在不断笑话杞人时，１８世纪英国伟大的哲学家休谟又提出了一个类似杞人忧天般的难题：明天太阳是否照常升起？
　　为什么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科学家说是概率、是规律，基督徒说是神之大爱，但休谟说：这一切，都值得怀疑。
　　休谟认为：过去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并不能必然推导出明天太阳仍将从东方升起——休谟难题，其实与守株待兔难题是一样的：农夫昨天见到一只野兔在树桩上撞死，并不意味着今天、明天还能碰到更多的野兔撞死在树桩上。
　　当然，人类并没有因为出现休谟难题、害怕太阳不会照常升起而集体疯掉。休谟认为：一切逻辑、经验、知识乃至理性，都无法给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以有效证明，唯独信心能让我们在夜晚安然入睡；法国物理学家、哲学家、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巴斯噶亦云：“如何证明人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如何证明明天太阳一定会再度升起？这种深入我们下意识的，就是一种说不出的信心。”
　　“安史之乱”中，大唐名将郭子仪提师自西而东，一路出潼关、过函谷关，意在收复东京洛阳。对于这场决定大唐命运的战役，郭子仪实在没有什么必胜的把握——《新唐书·郭子仪传》云：“天宝末，盗发幽陵，外阻内讧。子仪自朔方提孤军，转战逐北，谊不还顾。当是时，天子（玄宗）西走，唐祚若赘　（旌旗上面多余的飘带）……”而此时，等待郭子仪的是：安庆绪已经指派大将严庄、张通儒率领１５万大军，“旌帜钲鼓径百余里”严阵以待，“（王）师至新店（在今三门峡市陕县西），贼已阵”——双方都在小心试探对方，“最后，贼以二百骑掩军，未战走（意在引诱郭子仪进入圈套）；子仪悉军追，横贯其营。贼张两翼包之，官军却。（李）嗣业（李嗣业是大唐名将，是役与回纥合兵，担当前锋）率回纥从后击，尘且坌（扬尘），飞矢射贼，贼惊曰：‘回纥至矣！’遂大败，僵尸相属于道……”
　　郭子仪杀了个回马枪，把叛军压回到东京洛阳——但洛阳能光复吗？郭子仪心中仍在打鼓！
　　当他率军挺至今日三门峡市陕县之东、洛阳在望时，还在奈何桥上徘徊的他，“亲礼圣迹”，走进了定林寺（空相寺），而达摩，无疑给了他“一种说不出的信心”——“臣伏以达摩禅师自西方传法至中国，为禅门第一祖师，阐化梁朝后，至河南府□□寺灭度，葬于熊耳山下（定林寺），遗塔见在。其所著履，化为神泉，所持杖，变生一树。空中钟梵，往往得闻。三百余年，灵验不绝，为远近所知。自经　圣代，未蒙旌异。臣往年曾到塔院，亲礼圣迹，及收东京，身虽不往，心发至愿，倘禅师福佑，俾祓氛殄灭，国步再安，必当　上闻，特加崇饰。今若缄默，有负曩诚。臣子之情，伏希　圣察。特望　天恩，加达摩禅师谥号，并赠寺额塔额，度柒僧庶，上资景福，下遂愚衷。”
　　这是７７２年郭子仪奏请代宗皇帝以偿其愿的上表，而他“亲礼圣迹”，时在７５７年之肃宗时代，是时已过１５年矣。
　　离开空相寺，郭子仪挥师东进，严庄等却挟安庆绪过黄河，走相州（今安阳）：不但洛阳唾手光复，且“河东、河西、河南州县悉平”，郭子仪“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入朝，帝遣具军容迎灞上，劳之曰：‘国家再造，卿力也！’子仪顿首陈谢。有诏还东都，经略北讨”。
　　《汾阳王置寺表》颠覆中国禅史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９日，空相寺僧人、护法居士在挖坑栽树时掘得一通唐代碑刻《汾阳王置寺表》——汾阳王，就是大唐一代名将郭子仪。
　　这块唐碑的出土，复原的不只是空相寺的历史；它改写的，当是一部中国禅宗史——郭子仪与达摩在“安史之乱”期间于空相寺的这次“互动”，翻开的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壮丽史诗。
　　《汾阳王置寺表》横空出世，当为敦煌经卷发现之后，又一改写中国禅宗史的伟大发现。
　　此前，无论“五四”之后的胡适，还是当代禅宗研究大家印顺法师，都把达摩之所以能被大唐皇帝授予“谥号”，归因于神会。岂知，在新发现的《汾阳王置寺表》中，郭子仪奏请皇帝“特加崇饰”达摩的根由，竟是他“心发至愿”，就当还愿：“今若缄默，有负曩诚。”其与神会，沾不上边儿。
　　史料的匮乏，让胡适与印顺只好把各种资料垒在一起，进行“推想”。
　　胡适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说：“……据陈宽的《再建圆觉塔志》（《唐文拾遗》三十一》），司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复东京之明年，抗表乞（菩提达摩）大师谥。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复东京之明年为乾元元年（７５８年）。在那个战事紧急的时候，郭子仪忽然替达摩请谥号，这是为什么呢？那一年正是神会替郭子仪筹饷立功之年，神会立了大功，不求荣利，只求为他的祖师请谥，郭子仪能不帮忙吗？这是神会的手腕高超之处。神会真是南宗的大政治家！”
　　印顺法师在他的扛鼎之作《中国禅宗史》中也写道：“……至德二年（７５７年），郭子仪等恢复了东、西两京。这时候，神会出来了，被公推来主持开坛度僧的事，如《宋僧传》说：‘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平殄，然于飞　索然。用右仆射裴冕权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百）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需……群议乃请会（神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尽，乃权创一院，悉资苫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
　　“当时的度僧，是纳税得度的。纳税得度的情形，如《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三说：‘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碟剃落，亦赐明经出身。以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万余人。进纳自此而始。’“《唐书·食货志》也说：‘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当时的立坛度僧，对民众来说，免了兵役、劳役。对政府来说，得到了军需的支应。在政府军费的迫切下，神会出来主持号召，获得大量钱财的供应，当然对神会特别重视起来。神会受到了皇帝的供养，如《宋僧传》说：‘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洛阳）荷泽寺中。神会在那时，念念不忘南宗顿教，为南宗做了两件大事。
　　“一、由郭子仪出面申请，请为菩提达摩——初祖立谥，如陈宽《再建圆觉塔志》（《唐文拾遗》三十一）说：‘司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复东京之明年（７５８年），抗表乞大师谥。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
　　“二、由广州节度使韦利见启奏，请六祖袈裟入内供养，如《别传》（续１４６·４８７）说：‘上元二年，广州节度使韦利见奏，僧行滔及传袈裟入内。孝感皇帝依奏，敕书曰：敕曹溪山六祖传袈裟，及僧行滔并俗弟子，韦利见令水陆给公乘，随中使刘楚江赴上都。上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下（“上元”应是“乾元”的误写）。’“从韶州请得传法袈裟，到宫内去供养，这是付法传衣，慧能为六祖的最好证明。在兵荒马乱中，郭子仪与韦利见，为禅宗奏请可断论为与当时主持坛度、受到政府崇敬的神会有关。神会是‘狂’者，是富有英雄气概的禅僧。支持他的，如兵都侍郎宋鼎、太尉房（作‘六叶图充’）、郭子仪、韦利见，都是与军队有关的人，也许是气分相投的关系！
　　“神会为曹溪顿教而献身，不避任何艰险，坦然直进，终于达成了：韶州慧能为禅宗六祖，永为后代的定论。神会也该为了圆满所愿而熙怡微笑了！”
　　在这儿，就是不言《宋僧传》所云“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神会）”是不是后人的“伪造”，就是姑且相信《别传》所言“敕曹溪山六祖传袈裟，及僧行滔并俗弟子，韦利见令水陆给公乘，随中使刘楚江赴上都”为事，但“复东京之明年为乾元元年”为肃宗在位，而“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这一重大历史事实，无论胡适还是印顺，都是无法圆融的！
　　《汾阳王置寺表》铭刻会昌法难
　　无法圆融，盖因“司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复东京之明年（７５８年），抗表乞大师谥。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不是当事人所言。
　　无论胡适还是印顺，其所据“陈宽《再建圆觉塔志》”，写于唐宣宗大中七年，即公元８５３年。是时，距陈宽所言“复东京之明年（７５８年）”，已经９５年。如此，其语焉难详，甚至出现错讹，就在所难免了。
　　《再建圆觉塔志》出自《唐文拾遗》，云：“案梁武帝铭大师碑，大师大同二年示终于洛州，遗塔于□坂，即兹塔也。司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复东京之明年，抗表乞大师谥，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大师名达摩，西域人也。梁天监中……过梁而徂，及魏而止……熊耳山下，一塔岿然。骸葬形游，文详于梁武；灵泉瑞木，表□于汾阳。
　　“月阙其圆，天之道也。武宗皇帝谓真谛不可以相取，密迹不可以像设，徒使动荡清静，泉薮昏晦。会昌癸亥岁，遂诏废释氏。于是率土塔庙，鞠为丘阜，大师铭志，亦随湮灭。碧空钟梵，与霜露而俱销；金地松筠，掩荆棘而无类。
　　“今上即位，即日牵复。大中庚午岁八月十三日，诏河南尹河东公再建斯塔……无几而塔成。云构矗立，忽若叠□……多宝踊出，未独多也……大唐大中七年岁在癸酉正月五日，颍川陈宽志。（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七十五）。”
　　《八琼室金石补正》是继《金石萃编》之后的又一部石刻文字汇编，所收石刻和其他器物铭文，有３５００多种，辑录者为清代金石学陆增祥（１８１６～１８８２）；清末藏书家陆心源（１８３４～１８９４）编撰《唐文拾遗》，将其辑录在内。
　　在清代，董诰于嘉庆十三至十九年（１８０８～１８１４）领衔编纂《全唐文·七百九十三》中，陈宽有传，但很简单，只说他“大中时官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令”。尽管简单，但其所记“灵泉瑞木，表□于汾阳”，却暗合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９日所发现的《汾阳王置寺表》所言：“其（达摩）所著履，化为神泉，所持杖，变生一树”与“大师铭志，亦随湮灭”。如此，两者互证：郭子仪《汾阳王置寺表》碑，曾在会昌灭法中被毁；而《再建圆觉塔志》，当为唐人陈宽撰写于唐宣宗大中年间；陆增祥所收“塔志”，出自空相寺，为陈宽撰写，当是可信的。
　　既然郭子仪《汾阳王置寺表》碑在会昌灭法中被毁，今天在空相寺发现的《汾阳王置寺表》碑，又是何时立的呢？
　　其实，新的《汾阳王置寺表》碑比陈宽撰写的《再建圆觉塔志》，还要晚５年——它刻立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九月　日，时在公元８５８年。
　　但新的《汾阳王置寺表》碑“借用”的却是一通旧碑，该碑碑阴碑首直书二行，上刻：常住地土为记。该碑碑身直书九行，上刻：
　　敕赐空相寺常住地土为记今具四至下项地土东至　口为界
　　南至春令沟南岭为界西至西白福土门为界北至天河北岭为界　内水磨两盘
　　四至以里，尽属空相寺常住地，土方圆亩数□□余顷，并无诤差。
　　大历八年三月　日“旧碑新刻”，更是尊重历史——“大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省下牒，批复郭子仪向大唐皇帝的请示：敕赐达摩为‘圆觉大师’，定林寺为‘空相之寺’，奉安达摩骸骨之塔为‘空观之塔’，今天推测，这些内容可能刻在了碑的正面；皇帝敕赐空相寺土地、水磨，这些内容，就刻在碑的反面。但在会昌灭法中，碑的正面可能被毁，只留下了碑反面的刻文。大历八年三月　日刻碑，距大历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省下牒的时间，是３个多月，时空这样安排，是合适的”。空相寺监院释延慈法师说：“会昌灭法后，郭子仪的孙子到当地就任行政长官，在空相寺看到大唐中央机关的文书后，怀念爷爷，又把它们刻在这块旧碑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这通《汾阳王置寺表》碑！”
长衢郭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