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达摩，给南宗再造神会的机缘

７５７年，郭子仪“曾到（达摩）塔院，亲礼圣迹”——此时此刻，游走在彷徨中的他，来到这儿，也许只是寻求一种心灵安慰：尽管他听闻此地“三百余年，灵验不绝，为远近所知”，但并没有太当回事儿，他没有在空相寺发愿许愿，只是匆匆一过耳。
　　没想到，郭子仪这一过的结果，偏偏是安庆绪这边来个拱手相让东都洛阳，退守相州（今安阳市）。对此，郭子仪高兴，皇帝更高兴，肃宗甚至说出“国家再造，卿力也！”
　　因为“亲礼（达摩）圣迹”，就导出这样一个伟大的结果——此时，就是再理性的人，也难以拒绝对这一神秘力量的精神皈依：“及收东京，身虽不往，心发至愿，倘禅师福佑，俾祓氛殄灭，国步再安，必当　上闻，特加崇饰……”很显然，郭子仪此次虽然因为军务在身、没有再去达摩塔院亲礼圣迹，但他发的“至愿”很大，就是祈愿达摩福佑他彻底平定“安史之乱”，“国步再安”——因为此时他刚好领受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有诏还东都（洛阳），经略北讨。”
　　在这种大背景下，郭子仪与神会相会在洛阳。共同的信仰（达摩崇拜）与共同的愿望（平定叛乱），让萍水相逢的两位巨人走到了一起。而此前达摩的神秘“显灵”，也许是让处于主导地位的郭子仪能够从心理上接受神会的一种重要力量。
　　神会借助自己的影响，立坛度僧，纳钱助军；郭子仪急需军饷，自然也需要神会的帮忙。
　　但忙活的神会，远不如圆寂的达摩运气好。
　　公元７５８年秋，唐肃宗命郭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等九节度使，率军６０余万围攻相州，讨伐安庆绪。皇帝因郭子仪、李光弼都是国家元勋，难以相互统属，故不设元帅，而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从中斡旋。自洛阳逃避相州的安庆绪知道被唐军困于死地，于是以让位皇帝为代价，向史思明求救。尽管史思明率５万精兵杀奔相州，但以九节度使６０余万兵力，也是可以一举灭敌的。但终因群龙无首，诸将各自为政，鱼朝恩作为监督和操纵九节度使的最高长官，不懂兵法，不知用兵，把郭子仪乃至大唐帝国几乎送入绝境。
　　鱼朝恩不懂兵法，也许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也许是此时天不助唐——当郭子仪与史思明布阵开打时，大风骤然而起，遮天蔽日：“（官军）连营进围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时，不能破。城中粮尽，人相食。庆绪求救于史思明，思明自魏来，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前军遇之，战邺（邺城，即今安阳）南，夷负相当，炅中流矢。子仪督后军，未及战，会大风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于是王师南溃，贼亦走，辎械满野。诸节度引还。子仪以朔方军保河阳（今孟州市），断航桥（阻止叛军向洛阳进发）……”
　　洛阳万分危急——此刻杜甫西逃，在西逃路上，杜甫给我们留下《三吏》、《三别》的伟大史诗，其中《石壕吏》写的就是发生在空相寺西北约１０公里处的石壕村（今陕县观音堂镇石壕村）的故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神会是挺身报国的高僧？
　　神会卒于７６０年，即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活了九十三岁（这是胡适先生综合各种材料得出的研究结论）；郭子仪在７５７年，即至德二年十月，收复洛阳——从理论上说，郭子仪与神会在洛阳相会是有可能的。因此，胡适说：“这时候，神会忽然又在东京出现了，忽然被举出来承办劝导度僧，摧销度牒，筹助军饷的事。《宋僧传》说：‘初，洛都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卢奕（此人陷害过神会）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创一院，悉资苫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
　　“……这时候，两京残破了，寺宇宫观化为灰烬了，当日备受恩崇的北宗和尚也逃散了，挺身出来报国立功的人乃是那四次贬逐的九十老僧神会。他这一番功绩，自然使朝廷感激赏识。所以《宋僧传》说：‘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
　　《宋·续高僧传》材料，很诗意；但“安史之乱”中的一切，恐怕并不如此诗意——
　　７５８年冬，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奉命围攻邺城（安阳），筑垒两重，穿堑三重，水灌安阳，城内井泉皆溢，构栈而居，自冬而春，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救援：人没有吃的，一只老鼠就能卖上４０００钱；马没有吃的，就淘洗抹在墙泥里的麦壳喂马，让马吃马粪。此时，也有不少安阳城内的人想出来投降，但因为水深而难以出来。
　　乾元二年二月（７５９年），史思明自魏州（今河北大名）引兵姗姗而来——他命令诸将在安阳城外５０里筑营扎寨，对围攻安阳城的官军，形成一个合围之势：每营击鼓三百，遥相威胁；每营挑选精骑五百，日夜内掠官军，官军出击，就散开归营。如此诸路官军人马牛车，日有所损，以致连出去打点儿柴火，就很困难。但由于官军缺乏统一节制，九大节度使各自为政，官军倒也拿史思明的“游击战术”没有办法。
　　更可怕的是，史思明利用位居外围的条件，不断派人化装成官军，前去督运南自江、淮，西自并、汾的运粮舟车，他们拖延时间，无故杀人，一方面挑拨运粮民夫与官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舟车聚拢起来时放火焚烧。这些化装叛军，如鱼得水，聚散无常，自相辨识，官军很难捉拿。
　　官军缺粮，溃散情绪开始弥漫。
　　乾元二年三月，６０万官军步骑在安阳河（洹水）北岸摆开阵势，决定与史思明展开决战。史思明亲率５万精兵，趋前迎战。但诸军望见，以为游军，并未在意。
　　史思明率部直前奋击，李光弼、王思礼等大将与之战斗，杀伤各半。郭子仪挺兵而入，未及布阵，大风骤起，吹沙拔树，天昏地暗，半步之内，不见敌我，不视刀枪——两军大惊，官军南溃，叛军北走，枪械辎重，扔满一路。郭子仪战马万匹，唯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尽管他断河阳桥，以保东京洛阳，但东京士庶惊恐万分，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南奔襄、邓；也有官员、百姓西奔函谷、潼关，而杜甫走的，就是这一条路。
　　《三吏》、《三别》，就是杜甫一路逃遁中写下的伟大史诗——但九节度使大多溃归本镇，只有李光弼、王思礼整饬队伍，郭子仪河阳断桥，力保东京：“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杜甫是在控诉郭子仪吗？当然不是！他痛骂的，是“天地终无情”，即便如此，也当“收汝泪纵横”；尽管他明知“中男（不到１８岁）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洛阳）”，但还是宽慰这位“中男”为国效命——“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郭子仪）如父兄……”（《新安吏》）相州大败，郭子仪退守河阳，护卫洛阳，形势危急，不得不扩充兵员，征召“中男”入伍，以致老妪备炊……但在杜甫的笔下，说战斗是“就粮”，说讨贼是“练卒”，说王师不同于贼师，说主帅郭仆射郭子仪犹如父兄，慈爱士兵。《新婚别》，亦充盈着大唐子民的战斗精神，“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这“边”守到家门口了，于是妻子激励丈夫：“誓与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而《垂老别》，更是气冲霄汉：“（洛阳）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别看我老头筋骨衰竭，一旦披甲列阵，照样军威不减。
　　《三吏》、《三别》是一个民族灾难的写照，更是一个民族不屈精神的长歌。尽管杜甫把一个民族的希望几乎都寄托在郭子仪的身上，但世事难料——宦官鱼朝恩因忌妒郭子仪，把相州大败的责任，全推到郭子仪身上。唐肃宗信以为真，削去郭子仪兵权，“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扰京（长安）辅……”一年之后，内外交困，肃宗才再次起用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
　　总而言之，与神会相识后，郭子仪不但没有交上好运，反而噩梦连连——这，也许是郭子仪《汾阳王置寺表》中有意忽略神会的一个原因吧。
　　这一切，都是基于胡适、印顺的中国禅宗史，都是让新发现的《汾阳王置寺表》靠拢他们的解构。
　　神会是被诗意化了的和尚！
　　但问题是，胡适、印顺依据的《宋·续高僧传》中基本材料，自相矛盾实在太多：“代宗（应为肃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不但《宋·续高僧传》，就是胡适、印顺依据的唐人陈宽的资料，也多有自相矛盾之处：“司徒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复东京之明年（７５８年），抗表乞大师谥。代宗皇帝谥曰圆觉，名其塔曰空观（７５８年肃宗在位，７６２年代宗上台）”。
　　因为很多史料难以整合在一块儿，为了建立自己的禅宗史，胡适相信：“上元元年（７６０年）五月十三日，他（神会）与门人告别，是夜死了，寿九十三岁。建塔于洛阳宝应寺，敕谥为真宗大师，塔号为般若。（《宋僧传》）
　　“《圭传》说神会死于乾元元年（７５８年）五月十三日，年七十五。我们觉得《宋僧传》似是依据神会的碑传，比较可信，故采《宋僧传》之说……《景德传灯录》说神会死于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与《宋僧传》相同；但又说‘俗寿七十五’，便又与《圭传》相同了。”
　　神会究竟活了九十三岁，还是七十五岁，似乎还不是一个影响中国禅宗史的问题。但他究竟是死于７６０年，还是７５８年，就是一个影响中国禅宗史的大问题了。
　　所幸的是，神会弟子慧空撰文的《神会塔铭》（全称为《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岗腹建身塔铭并序》），１９８３年１２月于洛阳龙门石窟西山横空出世。因为这儿是唐代宝应寺遗址，基建破土发现神会墓，从中出土了这方塔铭，因此它的史料价值是无与伦比的。１９８４年，原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第２期发表了《记新出土的荷泽大师神会塔铭》，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１９９２年《文物》第３期发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神会和尚身塔塔基清理》报告与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为此专门撰写的论文《禅宗早期文物的重要发现》。在此将他们整理的《神会塔铭》全文照录如下：
　　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岗腹建身塔铭并序
　　粤自佛法东流，传乎达摩，达摩传可，可传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惠能，能传神会。宗承七叶，永播千秋。说般若之真乘，直指见性；谈如来之法印，唯了佛心。
　　在皇唐兵部侍郎宋公讳鼎，迎请洛城。广开法眼，树碑立影，道俗归心，宇宙苍生，无不回向。遂行迈江表之际，方有羯胡乱常（安史之乱）。般若护持，传灯有属。享年七十有五，僧腊五十四夏，于乾元元年（７５８年）五月十三日荆府开元寺奄然坐化。其时也，异香满室，白鹤翔空。
　　有庙堂李公嗣虢王，再迎尊颜于龙门。别有施主功巨高辅成、赵令珍奏寺度僧，果乎先愿。
　　和尚昔经行宴息，曾记此山。冥与理通，众望亦足。其地势也，北临天阙（龙门），南枕伊川。东望嵩山，遥窥观之指掌；西临华岳，隐龙岗之在中。择日吉祥，建乎身塔。可大可久，万古千秋。唯佛与佛，正法东流。宗承七叶，劫石长休。
　　永泰元年（７６５年）岁次乙巳十一月戊子十五日壬申入塔。
　　门人比丘慧空撰门人比丘法　书
　　此碑至少告诉我们：《宋·续高僧传》中所说的神会度僧筹款助唐，郭子仪因他“抗表乞大师（达摩）谥”，肃宗大内供养等，当是后人的伪造。不然，兵部侍郎、亲王与神会的事儿，人们都津津乐道，这么重大的事件，不可能不写在《神会塔铭》中。
　　郭子仪至德二年（７５７年）十月收复洛阳，神会乾元元年（７５８年）五月在荆州坐化——这样的时空，很难让郭子仪与神会相见，于是才有了《宋僧传》让神会晚死了两年，于是有了胡适的“当日备受恩崇的北宗和尚也逃散了”，“神会忽然又在东京出现了”，“神会真是南宗的大政治家！”等诗意的解读。
　　但历史往往并不诗意，诗意往往是后人的添油加醋——在新史料面前，胡适、印顺建构的中国禅宗史，诗意而苍白。
　　
长衢郭浩军